中国第一条被污染河流的新生

　　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，她见证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，同时也被污染得像一条黑色的带子，漂浮在上海的胸口。没人能想到，在污染了一个世纪后，她会死而复生。２００１年，绝迹了数十年的鱼，回到了苏州河的河水中。周恩来过问的“痛痛病”

　　　　蚂蚁浜是苏州河上一条难觅踪迹的小河，当时还是上海的中远郊，那里的农民一直在河浜里放养鸭子，用河水灌溉蔬菜。大约１９７５年，农民发现有些鸭子的翅膀耷拉在地上，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。一时谣言纷起。

　　　　闸北区派出了防疫人员，紧接着市里的防疫站也来协同作战。１９７８年，防疫人员在这条河的河水里发现了超标３２７倍的镉，河的底泥的含镉量还要乘以６００。事隔２３年，时任上海环保办主任的陈江涛说，拿到报告时，当时的主管副市长，脸色都变了。

　　　　重金属镉如果被人体过量吸收，会导致“痛痛病”。这种病１９５５年首现于日本。患者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后，身高仅是正常时的１／３。日本富山县神通川的农民，因为食用富含镉的大米，２５８人发病，死了１２８人，他们的病因到了１９６８年才查清。因为患病的人们会不停地喊“痛啊痛啊”，故得此名。

　　　　鸭子得的就是这种病。在每公斤鸭肾中，镉大约有５０毫克。

　　　　和神通川一样，蚂蚁浜的镉也来自工业污染：从１９５８年起，周围集中了闸北的几家电镀厂，它们的镀镉废水，未经处理，直接排入浜里。蚂蚁浜地区水系纵横，一直通向苏州河。

　　　　与日本换掉所有被污染土壤的方式不同，上海的处置方案是由冶金局买下受污染的６００亩地，用于其他用途；搬迁电镀厂家，改变原有工艺。在上海图书馆，记者见到了当年市蔬菜公司革委会发出的通知：蚂蚁浜地区的燕毛湾生产队的１２０亩蔬菜被禁止上市————这些蔬菜含镉最高超标６６倍。

　　　　这起重大污染事故当时没有公布。现已进入了教科书，绝大多数上海人对此仍然一无所知。

　　　　对当时封闭的中国来说，注意到镉的问题也是一个偶然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，日本学者宇进纯在西德开会，返程时途经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，他向周总理进言，要求中国注意镉污染的问题。周看了病患者的照片后大为震惊，由国务院发了文件。陈江涛说：“如果没有宇进纯，我们可能要查个十年八年。”

　　　　当时的上海高层都明白，上海的环境污染问题已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的地步。苏州河流经上海的５３公里河段已全线黑臭。时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，这随时可能演成一场场灾祸。“文明的黑牡丹”催生污染

　　　　苏州河比黄浦江更有资格被称为上海的母亲河。

　　　　苏州河本名吴淞江，顺着她朝上游行船可以直达苏州的宝带桥，与大运河连接。上海开埠后，早期殖民者对商路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，于是上海市区内的１７公里吴淞江，由外国人叫起了“苏州河”。

　　　　吴淞江曾经是一条宽达１０里的大河。宋元之间，由于税赋过重，老百姓无奈下围垦吴松江滩地，到明初河宽仅１里。她与上海的亲缘关系深厚：上海即得名于吴淞江的下游支流上海浦；而上海的简称沪，也得名于吴淞江渔民用于捕鱼的竹制工具———蟹簖。

　　　　苏州河的污染与治污问题从近代工业在此立足之初便开始显现。１８６０年，英国人在苏州河南岸新闸路桥下办了硫酸厂。１５年后，《申报》的创办人美查兄弟入股，从美国和西西里进口硫磺原料，生产硫酸、硝酸、盐酸。因为污染苏州河环境，租界当局限令搬迁，美查兄弟把厂子搬到北岸———那里是华界，租界管不到。

　　　　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前，中国早期的民族工业诞生在苏州河的北岸。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５年，由于“一战”，欧美列强自顾不暇，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。那时的苏州河畔，烟囱林立，机器隆隆。两江水道，船行如织。新诗运动的健将郭沫若从日本回国，途经上海，望着河岸的烟囱，吟颂道：“啊，巨大的烟囱中／盛开着２０世纪文明的黑牡丹。”

　　　　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，苏州河的环境也是在这一时期恶化了。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闸北水厂的搬迁。闸北水厂１９０９年选址在苏州河下游。大约在１９２０年始，苏州河市区段出现局部黑臭，水厂被迫加氯消毒。１９２８年，为成本计，水厂迁至杨浦黄浦江边。

　　　　那时苏州河两岸的人口已达２００万。

　　　　生活污水、工业废水乃至乡间农闲时的粪便，几乎直泻河道。但那时的污水量，大体没有超出河流的自净能力。根据当时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记载，他们时常在课余下河游泳，想来水质不会太差。

　　　　以后就是淞沪战争，闸北成为战地。这个中国早期民族工业的摇篮毁于战火。此后苏州河的污染随之有些缓解。曾经在苏州河上捕鱼的顾金才老人说，１９４２年，他们曾到下游曹家渡一带捕鱼。那年，鳗鲡、蟹非常多。

　　　　１９４８年后，苏州河污染又出现了：当时的国民代表曾向国民会议要求治理苏州河几个河湾的污水。今人解释，这主要是久未捞泥的缘故。回迁人口多，工业恢复，也可能是一个原因。

　　　　上海的环保专家公认，苏州河环境的急剧变化发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。当时，两岸的工业到了鼎盛时期，重工业发展尤速。苏州河流域集中了上海近千家企业，人口超过３００万。

　　　　陈江涛说，到了５０年代末，苏州河已像是上海城区胸口的一条黑色的带子。苏州河是潮汐河，河水流动性不强，海潮大时，河水会被潮水顶回去，这条“黑缎带”便周而复始在河道里游来荡去。事倍功半的治理

　　　　也正是从５０年代末开始，上海市政府职能部门开始注意到污染问题。有人提出可以废物利用，具体就是用河水灌溉。刚开始效果不错，作物产量有明显增加。后来，河水浇到庄稼上，庄稼死；浇到蔬菜上，蔬菜死————人们才知道，河水里工业污染的程度越来越高了。

　　　　其间，苏联专家和国内专家曾提出把污水通过管道输送到长江口，或者用多级泵站通过苏州河的一条支流经城区外围排出吴淞口外。但这些方案造价高昂，高层未予采纳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，方案被束之高阁，惟一采纳的部分，是建了几家污水处理厂。

　　　　６０年代初，上海市政府祭起了战争时期的法宝，要求治河“专业人员与群众相结合，以群众为主”，“洋办法与土办法相结合，以土为主”。照群众的思路，苏州河污染主要是她的底泥，因此要挖出底泥，河水会自然变清。在变废为宝的口号引导下，几个在校大学生异想天开，要用底泥合成维生素Ｂ１２。

　　　　“文革”时期，苏州河已是臭名在外。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觉得脸上无光，曾经发动数万人“向苏州河宣战”，从河底挖泥，但事倍功半，苏州河的污染仍在加剧。

　　　　１９７０年，上海终于修通了南北两条排污管。但工程难尽如人意：两条污染带出现在长江口和东海海滨，现在坐飞机仍可看到这两条令人触目惊心的乌龙。为废物利用，浦东那根管兼有灌溉用途————设计者认为上海市南主要是生活污水。结果，周围农户臭得没法过日子。

　　　　那一年，上海在“工业口”下边成立了环保办公室。

　　　　现在有人认为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（ＧＤＰ）达到４０００美元时才开始治污，而上海３０００美元时就开始了，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。记者见到的几位专家都觉得这是穿凿附会：“上海也许在人均１５００美元时，已经有人家４０００美元时的污染了。”

　　　　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，苏州河上游的乡镇企业兴起，上海境内５３公里的苏州河已全线黑臭。１９８１年，嘉定的黄渡镇最后一批渔民上了岸。这支５０多人的队伍是苏州河最后的渔家。上海“贫民窟”的绝望

　　　　苏州河边的人们，痛恨她，诅咒她，但却只能忍受。上海有一个地方，被人称作“三湾一弄”。三湾是指潘家湾、潭子湾和朱家湾，一弄指的是药水弄。这个地处普陀区境内苏州河北岸的一片茅棚简屋，自从４０年代后，就是上海贫民窟的代名词，而除了朱家湾，它们都在上海的腹心地带。

　　　　自淞沪战争后，苏州河北岸的工厂相继内迁，剩下大片空地，没有机会进入租界避难的苏北灾民在这里安身。１０多年的战事，生计维艰，这些灾民由于文化低，多无正当职业。生存环境险恶，犯罪、火灾、瘟疫一直在此徘徊。

　　　　上海人把这里称为“下只角里的下只角”。一位５０多岁的妇女说，自她懂事那天起，她就下决心，要嫁到“外头去”，离开这个鬼地方————她的娘家面向苏州河，每天早晨粪船靠岸，臭气四溢，让人无处躲藏。一年里，甚至在冬天，都可以闻到浓浓的硫化氢的味道。

　　　　仅仅为了“嫁出去”，她熬到３５岁。

　　　　出去的人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来自“三湾一弄”。现在成为政府部门科级干部的王先生，印象中他们家那里，过去常开“公判会”、“公捕会”，挂着牌子的，往往是他的邻居、同学的兄长。到９０年代，这里很多男青年，因为经济能力有限，还要到苏北、安徽等地娶妻。

　　　　在潭子湾当过居委主任的刘汉云说：她一直非常奇怪，为什么这里智障、精神病人特别多。

　　　　上海近在眼前，上海又遥不可及。苏州河剥夺了他们许多梦想。他们到上海已经几代，但却没有机会真正融入上海社会。在上海每一次历史变迁中，他们往往是最大的牺牲者。近几年产业转型，这里有着上海最高的失业率。中国第一个世行项目

　　　　８０年代初，当“痛痛病”鸭子事件使苏州河治污更加引起重视时，另外的现实却导致上海高层的一个共识：放弃苏州河，专攻黄浦江。

　　　　黄浦江是上海的水源地，她也开始黑臭，一年竟有一半日子被污水遮盖。

　　　　那时刚刚对外开放，欧美人、日本人、港台人联翩而至，他们不喝上海的水，而是自备饮用水。这让书记市长们非常难堪。治理黄浦江，改善上海饮用水质，作用会更加直接、明显。

　　　　焦虑的还是财政。当时全国经济在恢复期，上海没有钱，向中央借钱也行不通。

　　　　这次，另辟蹊径的是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。他是他那一代干部中为数不多的了解国际金融的人。他提出：印度每年用世界银行１０亿美金，为什么我们不用世行的低息贷款呢？

　　　　１９８２年，世行亚太区总裁为“黄浦江项目”专程来上海，他要求上海方面就此项目作出合理的规划，以此作为能否贷款的条件。

　　　　与国外专家反复调研后，规划师们发现，欲治黄浦江，还是要先治苏州河。苏州河进入黄浦江的污染总量接近五成。换言之，以前想避难就易，程序倒置，结果还可能是事倍功半。

　　　　第二年签约时，项目被放在苏州河上。

　　　　当时已是上海市环保局长的陈江涛感慨万千：这是个纯粹商业化的操作模式。“上海本想以政府名义作还贷担保，世行方面要求的是企业形式，上海为此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公司，总理财政，收取排污费，保障还贷。”现在，这种操作模式在上海的公用事业中被广泛使用，令上海受益匪浅。

　　　　这是中国第一个世行项目，被命名为“苏州河合流污水一期工程”。上海和世行共同投资了１６亿元。“向上海人民还债”

　　　　“合流一期工程”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、朱镕基任市长时才开工。江泽民调任总书记时，给上海官员留下一句话：一定要把苏州河治理好。在１９９３年，他与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多德斯维尔女士谈话时说：“现在黄浦江的水，特别是苏州河的水污染很严重……我们希望苏州河也能像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河那样，河里有鱼。”他１９８８年访问伦敦时，曾经在泰晤士河边看到有人钓鱼，非常感慨。

　　　　这一工程的思路基本承袭了５０年代末未被采用的那个方案：将苏州河以北７０平方公里、２５５万人口产生的工业生活污水截流，不再排入苏州河及其支流，而是用管道输送到吴淞口，深入长江水底排放。

　　　　该项工程１９９３年完工，整整进行了５年。苏州河的颜色开始泛出黄色，而不再是从前的柏油色。但苏州河的污染，还是没有扭转，局部如沪郊还有些增加。

　　　　治理苏州河是个支出庞大的项目，对政府财政能力的要求很高。朱镕基曾将此比作向上海人民还债，而不是讲“办好事”，债权人是苏州河和她两岸的人民。他主政上海时期，中央财政对上海松绑，大规模治理河流有了底气。１９９６年，上海作出决策，要在２０００年基本消除苏州河黑臭，２００１年使河水变清。这一综合整治规划若完整实施，需要的资金量２００在亿元以上。

　　　　近年，上海在环保上的投入一直占ＧＤＰ的３％，大部分用于治理水污染。

　　　　对苏州河治理助益非常大的是，最早经由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曹建民的法律论证，８０年代末，中国开始土地批租，城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开始分离，这样，土地变成一种可流通的资源。在寸土寸金的上海，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批租，筹集大量资金，离上海十里洋场南京路一箭之遥的苏州河，穿越上海的腹心地带，其巨大的商业价值也就凸现出来。“看得见苏州河的房间”

　　　　１９９８年后，为苏州河输氧，成为一项新的治污常规工作。一般黑臭程度较高的水，在溶氧后２０小时，臭味基本消失。

　　　　２０００年５月到９月，上海又为苏州河进行“灌肠”————从长江、黄浦江上游引来清水，通过泵站灌入苏州河。以往经年徘徊在河道里的污水，经过反复多次置换，被尽数冲入外海。

　　　　２０００年８月，苏州河里出现了浮萍、小鱼等水生动植物。周围居民第一次没感觉到河水的臭味。水色也由黑色转为铅灰色或青黄色。苏州河干流的黑臭基本消失。苏州河黄浦江汇合处，原本一黑一黄，上海人俗称的“两夹水”也基本消失。

　　　　随着苏州河治理的深入，沿岸的房地产也扶摇而上，“看得见苏州河的房间”，两年前已成为房地产商的广告口号。濒临苏州河的房产价格已超出了上海市区房地产的均价，原本的“三湾一弄”，大都已成为新住宅区。他们现在真正融进了这座城市。

　　　　苏州河的彻底整治还要１０年。